又到了歲末年初，人們都在思考新一年的發展規劃。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的，是對十二五期間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的重要判斷，是我們各項事業繼續發展思考的前提。

　　五中全會《建議》這樣說：“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即這個“戰略機遇期”既有發展機遇，也有風險挑戰。國際經濟環境就存在不少風險和挑戰，筆者以為，有三個變數引出的變量對我們的發展尤為重要，需要我們加以認識、運籌和應對，取得對外開放和發展的主動權。

　　其一，外需的變動。

　　經濟驅動有所謂“三駕馬車”動力的一說，一是消費，即商品的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公務消費，這是最大的拉動力，這個驅動力，國際平均達70%，美國在80%以上，我國今年來在百分之五六十上下波動，2008年為49%（居民消費為36%，公務消費為13%），2009年有所上升；二是投資，即各類項目、生產性消費；三是外需，即出口、讓外國人消費。我國外需和投資偏大，消費比重偏小。2008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近60%。2009年在外需減少、進出口總額下降13.9%的情況下，還達到44．6%。也就是我國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境外的市場，其中很大部分是外資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又出口到境外，這部分占我國出口產品的約52%。

　　托馬斯 弗里德曼在他著的《世界是平的》中說，“有十大推動力把地球碾成一個平臺”，主要是互聯網推動力，也有一些生產方式的推動力，其中一個推動力是“離岸經營”，即生產要素組合不是在本土、本國完成，而是尋找國外的最有效益的地方進行（有低廉的勞動力、豐富的資源）。弗里德曼寫道，“中國的入世極大推動另一種形式的合作：離岸經營。”中國成為弗里德曼選擇的“離岸經營”這一章的案例，“如果有一家在美國俄亥俄州坎頓市的公司通過離岸經營方式轉到中國的廣州，這就意味著這家在廣州的工廠將以同樣方式生產出完全相同的產品，只不過勞動力更為低廉，稅收、耕地、能源得到補貼，醫療成本也更低”。

　　中國成為國際跨國公司和各類外國企業的“離岸經營”的“聚集地”。200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量達到2.56萬億美元，其中順差2955億美元，外貿盈余率11.4%，名列世界前茅。這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同時存在巨大的風險。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情況下，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就是“現金為王”，流動性減少，外需銳減。這就對依賴外需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帶來嚴重的后果：出口企業訂單銳減，開工不足甚至停工，員工失業，市場蕭條。2008年下半年起，我國就經歷了這方面的嚴峻挑戰。顯示制造方面情況的PMI（采購經理人）指數我國的2008年下半年每個月都處于“不景氣區域”50%以下，這年12月只有31.9%，洋山港一條船業沒有，經濟就遇到“寒潮”的挑戰。2008年11月我國以4萬億中央資金的拉動，就是以“啟動內需”來拉動經濟。現在，在走出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的外需有所增長，但總體并不理想。十七屆五中全會《建議》依然以“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我們的第一方面的戰略選擇。這個“內需”包括消費和投資，即“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也有“調整優化投資結構”的要求。新一年，國際經濟增長的預期是“低速增長，仍較為困難”，其中不可預測的方面還不少，因為，“外需”多寡是掌握在千百萬外國消費者和外國企業的手中的，我們難以左右。

　　其二，匯率的變動。

　　人民幣與美元和其他外幣的匯率常常牽動國人的心，國際貿易中是這樣，居民日常生活（境外旅游、子女出國留學等）也是這樣。

　　在我國開放程度不高、外貿規模不大的情況下，我國的匯率變化曾經也很大。美元對人民幣的比價，1981年1：1.7（即1美元兌換1.7元人民幣）,1984年，1：2.3,1990年，1：4.78,1993年，1：5.7，1994年，1：8.6，1997年，1：8.27。也就是1981年到1994年的14年間，人民幣貶值近500%！除出進出口貿易相關的企業、單位、部門有感覺外，其他部門、單位、企業并無什么“感覺”，國際上竟然也無多大“感覺”。

　　而開放程度擴大，對外經濟規模增大以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有時是零點幾的變動，就會引起國內和世界輿論的普遍關注，甚至有人感嘆發生了“貨幣戰爭”。

　　2005年美國、日本認為“人民幣匯率被高度低估”，提出“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國際呼吁。美國著名參議員查爾斯?舒墨和格林厄姆提出“人民幣升值27.5%，否則對華關稅提高27.5%”的法案，強檔干涉，所幸當年未被美國議會通過，否則中美貿易戰當時就會發生。我國相關部門考慮各方面的因素，自2005年7月21日起進行“人民幣匯率實現機制改革”，人民幣與美元的掛鉤（1997年至2005年的7月21日，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基本維持1：8.27）趨于彈性，人民幣開始升值，到2008年底，美元對人民幣的比價為1：6.83，與2005年7月相比，升值了17.4%，2009年金融危機情況下，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控制穩定，全年只升值0.7%，2010年6月19日，我們再提“人民幣匯率實現機制改革”，又一次出現新的“彈性”，目前的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到了1：6.63，與2005年匯率實現機制改革時的1:8.27相比，人民幣升值19.8%。

　　人民幣匯率確定是國家的主權，容不得國外人士說三道四、左右匯率。我們是根據國內外多種情勢、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的每一次變動，都有利有弊。對進出口貿易的順差國家來說，一般地說是弊大于利，國家的外貿總體利益會受損，出口企業會縮小利潤空間；我國的外匯儲備額世界第一，2010年底達到24900美元，面前已有26000美元，其中購買美國國債的量大（目前約為8800億美元，為美國第一債權國），升值意味著實際利益的減少。有利的方面，主要是購買國外產品時得利明顯，包括我國公民出境旅游和購物等都會得益；同時，匯率升值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權衡國內國際的多種利益關系，把握其中的利弊，盡量克服不利因素，減少我們的實際利益，是我們的選擇。

　　其三，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動。

　　2008年，中國成為進出口貿易的第二大國，制成品的貿易已經達到90%以上，進出口貿易結構進入發達國家的水平。同時，我國經濟發展急需的資源類的產品的貿易量也有很大的增長；有些資源，例如稀土的出口，也越來越為世界所關注和重視。那些大宗資源品的價格起伏變動，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石油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自大慶油田開采以后，我國被摘掉“石油貧油國家”的帽子。然而，我們還稱不上“石油富有國家”。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的30年持續快速增長，石油的需求量激增。目前我國每年的消費量已經達到約3.7億噸，其中，2009年，我國的石油產量達到1.89億噸，其他只依靠進口。也就是48.9%的石油來自外國。與國外一些國家的聯合開采石油，并購國際的大石油公司，購買石油等，都與我們的國民經濟直接相關。而且，目前的市場已經連成一氣了。海外石油的價格的變化常常又密切地影響著國內的生產和人們的生活，尤其是那些駕車族。

　　石油的定價權不在我們那里，在美國和歐佩克組織。近些年，石油價格上下波動劇烈，牽動著人們的心。上世紀二戰以后，世界經歷過低油價時代，那些發達國家著實享用了低價的石油的甜頭，滋潤發胖了自己。到1990年，石油還處于每桶10美元的低價，而2008年一直上升到147美元一桶。上海金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在134美元一桶石油時買進很大一批期貨，想不到，“專家們預測美元會突破200美元的說法”落空，石油跌到30多美元一桶（當然有金融危機經濟蕭條的因素），當年該公司巨虧70多億。中航油以同樣方式虧損，一些航空公司至今走不出困境。如今石油價格回升到80多美元一桶，它的“走勢”，是全世界猜不透的一個謎。

　　看來，石油事業發展的戰略思考和多角度的運籌和應對，是我們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

　　鐵礦石的需求同樣是個難題。我國的鋼鐵生產現在已經十來年“世界第一”了。2009年達到5.6億噸粗鋼，約是世界粗鋼總產量的四成。處于第二的美國大致為1億噸出頭點（我國的河北省2007年開始就連年超過1億噸）。這么大的鋼鐵產量，鐵礦石約一半來自己的礦山，我國的鐵礦石品位較低，大致在33%。一半來自海外的鐵礦石。其中，國際的“三大礦主”——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亞的力拓和必和必拓，有60%以上的鐵礦石品位，是我們的主要供應商。2007年我們進口淡水河谷就達1.5億噸，向力拓進口9000多萬噸，向必和必拓進口6000多萬噸。

　　現在，世界上也出現一種怪事：凡是中國需要的東西就不斷漲價，而我們出口的東西就不斷跌價。這些年，鐵礦石價格扶搖直上，2009年因金融危機，全世界鋼鐵業不景氣，鐵礦石價格有所下降，為下降多少，還有一場斗爭。國際鋼鐵業中為鐵礦石價格明爭暗斗，有的國際公司還爆出丑聞，力拓公司駐上海辦事處的主任因為受賄和泄露商業機密罪而被我國公安機關拘押、判刑。2010年，世界經濟有所復蘇，鐵礦石價格扭頭回升。其中，鐵礦石價格的每一個百分點的上升或下降，都關系到我國的主要是大的國資公司的利益，實際也就是國家的利益。

　　圍繞鐵礦石的競爭，過去十年激烈，以后仍然會十分激烈。我國的經濟建設的發展還處于高速增長期，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判斷是，我國還處于“戰略機遇期”，如何尋找各種途徑和方法，謀取主動，是我們相關部門和企業需要運籌帷幄的。

　　如果，石油、鐵礦石一定程度上我們要“求別人”，那么，稀土則是別人一定程度上“求我們“。

　　稀土是指自然界中相對稀少的17種元素，其開采成本非常高，大約每噸4萬美元，主要用于無線電設備、高精尖機器制造、國防工業和其他尖端領域。如果沒有稀土，就沒有ipad，不會有鋰電池，不會有美國的航天飛機。世界的97%的稀土供應來自中國，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日本的稀土來自中國。遺憾的是我國的稀土出口價格一直很低。前一段時間，因為中美、中日之間的一些糾紛，我們曾經一度對美日的稀土供應加以禁運和限制，引起他們的極大反應，甚至“驚呼”，看來戳到他們的痛處了。

　　如何打好稀土供應的這張“牌“，爭取國際貿易以至外交方面的主動，也應該的相關部門思考的戰略和戰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