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嘉潤鋁業二期15萬噸開工產能已經按照要求開始減產，計劃6月30日停槽完成，后續緊密跟蹤進度并實時發布。 山西華興鋁業因部分磨機設備故障，氧化鋁裝置投料約減少40%，預計恢復時間20-30天，約減少氧化鋁產量4-6萬噸。
美聯儲6月升息，為今年來第二次，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就業市場表現強勁。盡管5月份薪資增速依然不能令人滿意，通脹有所下滑，但聯儲官員似乎傾向于堅持自己的計劃。美聯儲還宣布，將從今年開始縮減所持公債和其它證券規模。實際上，相比較加息，美聯儲縮表將直接減少市場上流動的美元。如果在短短幾年內減少2.5萬億美元的基礎貨幣，加上乘數效應，這“美元減少”無疑會引發金融市場巨大的動蕩。我們傾向于；美聯儲在縮表問題上并沒有那么看重經濟數據的表現，即使未來經濟數據疲軟推遲了進一步加息，美聯儲仍可能會繼續縮表。總之，美國正在徹底告別寬松政策。另外，歐洲和日本兩地央行相繼傳出可能終結寬松的消息，如果歐、日央行逐步回收流動性，這也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鑒于美聯儲的具體計劃要早于市場預期，美聯儲是否會在今年9月份的政策會議上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是值得特別關注。
中國央行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5月M2同比增速為9.6%。這是自從1986年有統計以來，M2增速首次跌破10%的歷史性大關。M2增速放緩主要是金融體系降低內部杠桿的反映，這相比過去兩位數增長，毫無疑問銀根收緊了。未來2年在美聯儲緊縮的貨幣政策壓制下，中國的貨幣政策將會持續穩中偏緊。這對于我國地產、股市構成利空。不過，房地產交易已經基本被凍結。我們以為，央行去杠桿，就是要讓市場上的錢變少、變貴，控制資金流向風險過高的地方去，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盡管管理層推出了系列強有力的政策，顯示決策層所承擔的責任超出市場預期。但市場不少悲觀者仍懷疑，即使決策層想做這些改變，而面臨當前市場貨幣偏緊、太多利益集團的阻撓以及不斷攀升的產能和產量，過剩行業的出清更加艱難。目前，中美雙方均希望避免美元兌人民幣大幅升值，這一點構成了雙方匯率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基礎。長期以來我國基礎制度不完善，特別是股票市場只為融資服務，沒有將廣大投資者利益放到最首要位置是最大的失敗。在今年秋季，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和經濟走向的“十九大”會議，改革和妥協，將是中國政治和經濟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我們毫不懷疑十九大前，一切“穩字”當頭，防范金融和債務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是政府核心任務，尤其是中國資本對外嚴加管控，對外升值，對內貶值格局較為明顯。使得國內通脹因素對基本金屬形成支持。而在三季度消費淡季，基本金屬區間震蕩概率仍較大。
目前國內氧化鋁現貨市場交易清淡，氧化鋁企業庫存以及電解鋁原料庫存都處于低位。從交易情況看，大部分合同都是長單合同。氧化鋁綜合成本基本處于2320元/噸左右。受電解鋁開工率高企、氧化鋁價格反彈導致氧化鋁開工率增加影響，5月氧化鋁產量為574.5萬噸，維持在高位。不過，受環保因素以及電解鋁減產預期影響，氧化鋁價格始終受到這方面的壓制，上方空間也將受到限制。當前氧化鋁價格運行區間處于2500-2700元/噸，主流成交價格為2620元/噸左右。我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十九大的逐漸臨近，環保和電解鋁減產預期增強，國內氧化鋁價格將會受到這些利空方面的沖擊，價格的上方拋壓將會逐漸加重。總之，我們對氧化鋁的中短期走勢仍持比較謹慎偏空的思路。預期國內氧化鋁7月份價格運行趨勢為區間弱勢震蕩。
目前，鋁市場的供給側改革仍面臨著不確定性，實際減產量遠遠沒有達到理論減產量的規模，短期龐大的庫存及流動性趨緊仍給鋁市帶來壓力。最近小川行長突然提出的《軟約束》，應該引起我們對決策層改革動向的關注。這表明管理層對地方政府和債務風險較大的企業，舉債活動有可能拖累中央政府財政的高度警惕。這也凸顯了未來十九大后中央政府對改革信念的堅定信心，也可能暗示我們對去產能、去杠桿應該有個新的認識。我們認為，國內鋁市場說到底就是政策市，魏橋減產25萬噸不會是結束，或許才是剛剛開始。百川數據顯示，目前國內電解鋁成本13200元/噸左右，月產量達到318.24萬噸。產量屢創歷史新高，顯示地方與中央的博弈仍在進行中。三季度將是各地區違規產能公示期，市場關注度較大，同時新疆地區對于違規產能公示及執行力度仍將困擾著市場。從長遠看，改革沒有捷徑可走，通過居民加杠桿幫助企業降杠桿的嘗試是有風險的，只有通過結構性國企改革才是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近期氧化鋁部分減產推升了原鋁生產成本。為自理霧霾，中國已經要求28個城市在冬季取暖期內削減鋁產量，而中國鋁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55%以上。環保壓力以及部分電解鋁將要減產的預期將會消弱空方的拋壓。從市場實際情況看，國內鋁庫存淡季回升幅度較小，特別是公路上大貨車的數量呈現顯著增加，有可能預示著消費量及力度超過人們的預期。我們以為；受十九大會議的逐漸臨近，一切“穩字”當頭，防范金融和債務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是政府核心任務。在去產能、環保壓力和國內實際通脹預期增強（利多），以及對應地產嚴控周期和流動性趨緊（利空）相互作用下，國內鋁市仍將呈現區間震蕩走勢。（荊雪林）
2012年以來，國際市場持續低迷，國內經濟增速放緩，我國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尤為突出；在新興產業領域，多晶硅、光伏電池、風能設備等產品產能過剩亦相當嚴重。如不及時化解和調整過剩產能，部分行業將長期陷入難以轉型升級的困局，并引發諸多新矛盾甚至導致經濟危機。
體制扭曲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鍵所在
在現實經濟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產能過剩，一種是市場條件下出現的生產能力相對需求過剩的情形，另一種是體制機制缺陷扭曲企業投資行為而導致的系統性產能過剩。
市場經濟條件下，產能過剩是一種常態。因為現實經濟中任何經濟主體或部門都不具有關于市場供需的完備信息，只能在不完備信息的情形下做出決策，市場不可避免會出現供不應求與產能過剩的情形。市場機制與市場過程的功能恰恰在于發現并充分利用分散在市場中的供需信息，揭示市場中存在的資源錯配問題（如供不應求、產能過剩等），進而通過價格機制引導供需調整和產能調節，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迫使低效率企業、低效率產能退出市場，從而使市場供需不斷趨于動態平衡并實現經濟的動態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市場發現資源錯配、協調供需平衡、促進經濟效率的能力，總是受到市場制度體系完善程度的制約。具體到產能過剩問題上，市場制度體系越完善，市場就能越迅速、越有效地發現并糾正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反之，市場將難以及時有效地調整過剩產能，甚至會使矛盾不斷加劇。
一般情形下，市場內生的產能過剩并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予以應對。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亦需要政策部門予以關注。即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增長階段轉換時，隨著需求結構、要素成本、環境成本、比較優勢等方面發生急劇改變，勞動密集型產業、原材料工業或一些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會在經歷長期快速增長后，面臨長期衰退和產能過剩的壓力。這時，往往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以應對這些行業的急劇調整對就業、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并幫助這些行業的過剩產能順利退出，或者促進這些行業沿著產業鏈從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升級。
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還有其特殊的一面。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土地模糊產權、要素市場扭曲、環境保護體制不健全等背景下，地方政府采用稅收減免、土地優惠、財政補貼、降低能源資源價格甚至縱容企業污染環境、損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方式進行招商引資競爭，導致企業過度產能投資，進而導致系統性產能過剩。因此，體制扭曲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鍵所在，也是政策部門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增長階段轉換與體制機制缺陷共同導致本輪產能過剩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是導致本輪產能過剩的直接原因。中國經濟已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隨著要素成本的不斷上升、環境與資源約束強化、投資效率的不斷下降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惡化，以往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粗放式規模擴張與要素驅動的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許多傳統工業產品需求峰值已經或即將到來，這些行業將在較長一段時間面臨較為嚴峻的產能過剩態勢。同時，世界經濟也已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國際市場需求將長期低迷，后發國家的發展覺醒、新興市場國家積極推進轉型升級、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將進一步削弱中國制造業的傳統競爭優勢，我國出口制造業將在較長一段時間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
體制缺陷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領域的惡性競爭是導致本輪產能過剩的深層次原因。財政分權和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官員考核機制，使得地方政府有強烈的招商引資動機。土地所有權的地方壟斷、資源能源等要素價格扭曲、金融體系的軟預算約束以及生態與環境補償機制的缺乏，使低價供地、財政補貼、提供廉價資源、幫助企業獲取金融資源、降低環保要求等措施成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大戰的主要手段。正是這種惡性招商引資競爭，導致了系統性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采用各種優惠政策保護本地企業，又使得市場協調供需均衡、調整過剩產能的機制難以有效運轉，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
產業政策存在缺陷是推動產能過剩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給予新興產業企業的產能投資和生產環節諸多支持的做法，正是推動太陽能光伏產業、風電設備制造業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在鋼鐵、有色金屬冶煉、水泥等行業，“扶持大企業限制小企業”的產業政策，導致大中型企業為獲得政策重點支持、小企業為避免被政策限制或淘汰而進行過度產能投資，進而推動過剩產能的形成。
現行產能過剩治理政策亟須調整完善
現行產能過剩治理政策仍過多依賴嚴格新建項目審批、提高準入標準、強制清理違規產能與淘汰落后產能等行政手段。經驗表明，這種政策模式雖能在短期內暫時緩解產能過剩，但難以長期實施，且與取消行政審批、深化市場體制改革的大方向不符，不能從根本上治理產能過剩。
治理產能過剩政策以設備規模作為落后產能的重要標準，使得企業為了避免被淘汰而投資大規模設備，反而加重了產能過剩；片面強調提高市場集中度，過于夸大兼并重組的作用，又導致大量低效率重組行為。從近年來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兼并重組的案例來看，多數兼并重組企業不但沒有縮減產能，反而大規模擴大了產能。
采用行政手段治理產能過剩，政策部門必須能對未來市場的供需形勢、需求規模與需求結構進行準確預測。但現實經濟中，政策部門難以及時收集和處理數量巨大的市場信息，也不可能對未來市場進行準確的預測，這往往導致在實施產能投資及投資結構控制政策時，超越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與企業實際技術能力而片面追求發展高新技術產品和工藝，同時把本來具有市場需求的產能看作落后產業加以淘汰。以鋼鐵工業為例，限制線材、螺紋鋼等低端產品產能的政策，導致了建筑鋼材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供應相對短缺，而近年來產品設備生產能力過剩最為嚴重的恰恰是中厚板、薄板、H型鋼、電工鋼等政策鼓勵發展的高端品種。
不消除導致系統性產能過剩的體制機制缺陷，不建立起以市場為主導的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而是試圖通過政策部門來認定落后產能、落后產品，認定先進產能、先進產品，通過行政手段來限制所謂落后產能、落后產品，鼓勵所謂先進產品、先進產能的方式來治理產能過剩，不但不能從根本上治理產能過剩，反而可能導致產能過剩由低技術水平、低端環節、低端產品向高技術水平、高端環節、高端產品發展。
建立防范和化解嚴重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
建立防范和化解嚴重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關鍵在于深化改革，理順市場與政府關系。一是必須矯正導致系統性產能過剩的體制機制缺陷，約束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過程中不當干預市場的行為；二是必須健全和完善市場制度，讓市場機制在協調供需平衡、調整過剩產能、淘汰落后企業與落后產能、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方面更為有效地發揮其決定性作用；三是采取適當救濟措施，應對嚴重產能過剩行業調整對于就業、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彌補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的不足。
簡而言之，在治理產能過剩問題上，政府必須尊重市場、完善市場制度、強化市場機能并彌補市場不足，實現“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高度統一。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其一，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市場優勝劣汰機制、協調供需平衡化解過剩產能機制、鼓勵企業創新與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其二，加快要素市場改革，改變土地等重要資源配置由政府主導的局面，讓市場在要素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其三，進一步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弱化商業銀行作為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支持主體的角色，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使投資者在信貸過程中承擔真實的資金成本與風險成本；其四，調整財稅體制，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分配機制，推動地方財政透明化與民主化改革，推進有關資源環境的稅收制度改革；其五，積極推動環境保護體制改革，強化環境監管。同時，制定實施長期穩定和嚴格的環境政策，與治理產能過剩等產業政策目標相對獨立，不能因為產能不過剩就不實施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其六，建立嚴重過剩產能過剩行業援助退出與輔助調整升級機制。對于嚴重產能過剩行業，應在充分尊重市場機制與經濟規律的基礎上，以不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為基本原則，為過剩產能的退出提供援助，為這些產業的調整升級創造良好的環境，并提供必要支持。
美聯儲6月升息，為今年來第二次，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就業市場表現強勁。盡管5月份薪資增速依然不能令人滿意，通脹有所下滑，但聯儲官員似乎傾向于堅持自己的計劃。美聯儲還宣布，將從今年開始縮減所持公債和其它證券規模。實際上，相比較加息，美聯儲縮表將直接減少市場上流動的美元。如果在短短幾年內減少2.5萬億美元的基礎貨幣，加上乘數效應，這“美元減少”無疑會引發金融市場巨大的動蕩。我們傾向于；美聯儲在縮表問題上并沒有那么看重經濟數據的表現，即使未來經濟數據疲軟推遲了進一步加息，美聯儲仍可能會繼續縮表。總之，美國正在徹底告別寬松政策。另外，歐洲和日本兩地央行相繼傳出可能終結寬松的消息，如果歐、日央行逐步回收流動性，這也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鑒于美聯儲的具體計劃要早于市場預期，美聯儲是否會在今年9月份的政策會議上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是值得特別關注。
中國央行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5月M2同比增速為9.6%。這是自從1986年有統計以來，M2增速首次跌破10%的歷史性大關。M2增速放緩主要是金融體系降低內部杠桿的反映，這相比過去兩位數增長，毫無疑問銀根收緊了。未來2年在美聯儲緊縮的貨幣政策壓制下，中國的貨幣政策將會持續穩中偏緊。這對于我國地產、股市構成利空。不過，房地產交易已經基本被凍結。我們以為，央行去杠桿，就是要讓市場上的錢變少、變貴，控制資金流向風險過高的地方去，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盡管管理層推出了系列強有力的政策，顯示決策層所承擔的責任超出市場預期。但市場不少悲觀者仍懷疑，即使決策層想做這些改變，而面臨當前市場貨幣偏緊、太多利益集團的阻撓以及不斷攀升的產能和產量，過剩行業的出清更加艱難。目前，中美雙方均希望避免美元兌人民幣大幅升值，這一點構成了雙方匯率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基礎。長期以來我國基礎制度不完善，特別是股票市場只為融資服務，沒有將廣大投資者利益放到最首要位置是最大的失敗。在今年秋季，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和經濟走向的“十九大”會議，改革和妥協，將是中國政治和經濟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我們毫不懷疑十九大前，一切“穩字”當頭，防范金融和債務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是政府核心任務，尤其是中國資本對外嚴加管控，對外升值，對內貶值格局較為明顯。使得國內通脹因素對基本金屬形成支持。而在三季度消費淡季，基本金屬區間震蕩概率仍較大。
目前國內氧化鋁現貨市場交易清淡，氧化鋁企業庫存以及電解鋁原料庫存都處于低位。從交易情況看，大部分合同都是長單合同。氧化鋁綜合成本基本處于2320元/噸左右。受電解鋁開工率高企、氧化鋁價格反彈導致氧化鋁開工率增加影響，5月氧化鋁產量為574.5萬噸，維持在高位。不過，受環保因素以及電解鋁減產預期影響，氧化鋁價格始終受到這方面的壓制，上方空間也將受到限制。當前氧化鋁價格運行區間處于2500-2700元/噸，主流成交價格為2620元/噸左右。我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十九大的逐漸臨近，環保和電解鋁減產預期增強，國內氧化鋁價格將會受到這些利空方面的沖擊，價格的上方拋壓將會逐漸加重。總之，我們對氧化鋁的中短期走勢仍持比較謹慎偏空的思路。預期國內氧化鋁7月份價格運行趨勢為區間弱勢震蕩。
目前，鋁市場的供給側改革仍面臨著不確定性，實際減產量遠遠沒有達到理論減產量的規模，短期龐大的庫存及流動性趨緊仍給鋁市帶來壓力。最近小川行長突然提出的《軟約束》，應該引起我們對決策層改革動向的關注。這表明管理層對地方政府和債務風險較大的企業，舉債活動有可能拖累中央政府財政的高度警惕。這也凸顯了未來十九大后中央政府對改革信念的堅定信心，也可能暗示我們對去產能、去杠桿應該有個新的認識。我們認為，國內鋁市場說到底就是政策市，魏橋減產25萬噸不會是結束，或許才是剛剛開始。百川數據顯示，目前國內電解鋁成本13200元/噸左右，月產量達到318.24萬噸。產量屢創歷史新高，顯示地方與中央的博弈仍在進行中。三季度將是各地區違規產能公示期，市場關注度較大，同時新疆地區對于違規產能公示及執行力度仍將困擾著市場。從長遠看，改革沒有捷徑可走，通過居民加杠桿幫助企業降杠桿的嘗試是有風險的，只有通過結構性國企改革才是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近期氧化鋁部分減產推升了原鋁生產成本。為自理霧霾，中國已經要求28個城市在冬季取暖期內削減鋁產量，而中國鋁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55%以上。環保壓力以及部分電解鋁將要減產的預期將會消弱空方的拋壓。從市場實際情況看，國內鋁庫存淡季回升幅度較小，特別是公路上大貨車的數量呈現顯著增加，有可能預示著消費量及力度超過人們的預期。我們以為；受十九大會議的逐漸臨近，一切“穩字”當頭，防范金融和債務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是政府核心任務。在去產能、環保壓力和國內實際通脹預期增強（利多），以及對應地產嚴控周期和流動性趨緊（利空）相互作用下，國內鋁市仍將呈現區間震蕩走勢。（荊雪林）
2012年以來，國際市場持續低迷，國內經濟增速放緩，我國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尤為突出；在新興產業領域，多晶硅、光伏電池、風能設備等產品產能過剩亦相當嚴重。如不及時化解和調整過剩產能，部分行業將長期陷入難以轉型升級的困局，并引發諸多新矛盾甚至導致經濟危機。
體制扭曲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鍵所在
在現實經濟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產能過剩，一種是市場條件下出現的生產能力相對需求過剩的情形，另一種是體制機制缺陷扭曲企業投資行為而導致的系統性產能過剩。
市場經濟條件下，產能過剩是一種常態。因為現實經濟中任何經濟主體或部門都不具有關于市場供需的完備信息，只能在不完備信息的情形下做出決策，市場不可避免會出現供不應求與產能過剩的情形。市場機制與市場過程的功能恰恰在于發現并充分利用分散在市場中的供需信息，揭示市場中存在的資源錯配問題（如供不應求、產能過剩等），進而通過價格機制引導供需調整和產能調節，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迫使低效率企業、低效率產能退出市場，從而使市場供需不斷趨于動態平衡并實現經濟的動態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市場發現資源錯配、協調供需平衡、促進經濟效率的能力，總是受到市場制度體系完善程度的制約。具體到產能過剩問題上，市場制度體系越完善，市場就能越迅速、越有效地發現并糾正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反之，市場將難以及時有效地調整過剩產能，甚至會使矛盾不斷加劇。
一般情形下，市場內生的產能過剩并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予以應對。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亦需要政策部門予以關注。即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增長階段轉換時，隨著需求結構、要素成本、環境成本、比較優勢等方面發生急劇改變，勞動密集型產業、原材料工業或一些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會在經歷長期快速增長后，面臨長期衰退和產能過剩的壓力。這時，往往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以應對這些行業的急劇調整對就業、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并幫助這些行業的過剩產能順利退出，或者促進這些行業沿著產業鏈從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升級。
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還有其特殊的一面。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土地模糊產權、要素市場扭曲、環境保護體制不健全等背景下，地方政府采用稅收減免、土地優惠、財政補貼、降低能源資源價格甚至縱容企業污染環境、損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方式進行招商引資競爭，導致企業過度產能投資，進而導致系統性產能過剩。因此，體制扭曲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鍵所在，也是政策部門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增長階段轉換與體制機制缺陷共同導致本輪產能過剩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是導致本輪產能過剩的直接原因。中國經濟已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隨著要素成本的不斷上升、環境與資源約束強化、投資效率的不斷下降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惡化，以往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粗放式規模擴張與要素驅動的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許多傳統工業產品需求峰值已經或即將到來，這些行業將在較長一段時間面臨較為嚴峻的產能過剩態勢。同時，世界經濟也已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國際市場需求將長期低迷，后發國家的發展覺醒、新興市場國家積極推進轉型升級、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將進一步削弱中國制造業的傳統競爭優勢，我國出口制造業將在較長一段時間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
體制缺陷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領域的惡性競爭是導致本輪產能過剩的深層次原因。財政分權和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官員考核機制，使得地方政府有強烈的招商引資動機。土地所有權的地方壟斷、資源能源等要素價格扭曲、金融體系的軟預算約束以及生態與環境補償機制的缺乏，使低價供地、財政補貼、提供廉價資源、幫助企業獲取金融資源、降低環保要求等措施成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大戰的主要手段。正是這種惡性招商引資競爭，導致了系統性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采用各種優惠政策保護本地企業，又使得市場協調供需均衡、調整過剩產能的機制難以有效運轉，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
產業政策存在缺陷是推動產能過剩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給予新興產業企業的產能投資和生產環節諸多支持的做法，正是推動太陽能光伏產業、風電設備制造業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在鋼鐵、有色金屬冶煉、水泥等行業，“扶持大企業限制小企業”的產業政策，導致大中型企業為獲得政策重點支持、小企業為避免被政策限制或淘汰而進行過度產能投資，進而推動過剩產能的形成。
現行產能過剩治理政策亟須調整完善
現行產能過剩治理政策仍過多依賴嚴格新建項目審批、提高準入標準、強制清理違規產能與淘汰落后產能等行政手段。經驗表明，這種政策模式雖能在短期內暫時緩解產能過剩，但難以長期實施，且與取消行政審批、深化市場體制改革的大方向不符，不能從根本上治理產能過剩。
治理產能過剩政策以設備規模作為落后產能的重要標準，使得企業為了避免被淘汰而投資大規模設備，反而加重了產能過剩；片面強調提高市場集中度，過于夸大兼并重組的作用，又導致大量低效率重組行為。從近年來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兼并重組的案例來看，多數兼并重組企業不但沒有縮減產能，反而大規模擴大了產能。
采用行政手段治理產能過剩，政策部門必須能對未來市場的供需形勢、需求規模與需求結構進行準確預測。但現實經濟中，政策部門難以及時收集和處理數量巨大的市場信息，也不可能對未來市場進行準確的預測，這往往導致在實施產能投資及投資結構控制政策時，超越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與企業實際技術能力而片面追求發展高新技術產品和工藝，同時把本來具有市場需求的產能看作落后產業加以淘汰。以鋼鐵工業為例，限制線材、螺紋鋼等低端產品產能的政策，導致了建筑鋼材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供應相對短缺，而近年來產品設備生產能力過剩最為嚴重的恰恰是中厚板、薄板、H型鋼、電工鋼等政策鼓勵發展的高端品種。
不消除導致系統性產能過剩的體制機制缺陷，不建立起以市場為主導的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而是試圖通過政策部門來認定落后產能、落后產品，認定先進產能、先進產品，通過行政手段來限制所謂落后產能、落后產品，鼓勵所謂先進產品、先進產能的方式來治理產能過剩，不但不能從根本上治理產能過剩，反而可能導致產能過剩由低技術水平、低端環節、低端產品向高技術水平、高端環節、高端產品發展。
建立防范和化解嚴重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
建立防范和化解嚴重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關鍵在于深化改革，理順市場與政府關系。一是必須矯正導致系統性產能過剩的體制機制缺陷，約束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過程中不當干預市場的行為；二是必須健全和完善市場制度，讓市場機制在協調供需平衡、調整過剩產能、淘汰落后企業與落后產能、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方面更為有效地發揮其決定性作用；三是采取適當救濟措施，應對嚴重產能過剩行業調整對于就業、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彌補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的不足。
簡而言之，在治理產能過剩問題上，政府必須尊重市場、完善市場制度、強化市場機能并彌補市場不足，實現“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高度統一。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其一，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市場優勝劣汰機制、協調供需平衡化解過剩產能機制、鼓勵企業創新與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其二，加快要素市場改革，改變土地等重要資源配置由政府主導的局面，讓市場在要素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其三，進一步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弱化商業銀行作為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支持主體的角色，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使投資者在信貸過程中承擔真實的資金成本與風險成本；其四，調整財稅體制，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分配機制，推動地方財政透明化與民主化改革，推進有關資源環境的稅收制度改革；其五，積極推動環境保護體制改革，強化環境監管。同時，制定實施長期穩定和嚴格的環境政策，與治理產能過剩等產業政策目標相對獨立，不能因為產能不過剩就不實施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其六，建立嚴重過剩產能過剩行業援助退出與輔助調整升級機制。對于嚴重產能過剩行業，應在充分尊重市場機制與經濟規律的基礎上，以不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為基本原則，為過剩產能的退出提供援助，為這些產業的調整升級創造良好的環境，并提供必要支持。
